郑州建筑文化在中国建筑文明中的地位与影响

——郑州铸就中国建筑文化的四大辉煌篇章

1.高玉楼  2.张永奇

摘要：本文首先提出并论证了建筑文明在人类文明和城市文化中的突出地位，进而从城市建筑遗产和功能的角度，提出郑州在中国建筑历史文化中所铸就的四大辉煌篇章，即先秦郑州古都群、古遗址开启了中国建筑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门，也是华夏文明之门；以北宋李诫《营造法式》为代表的建筑著作，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科技、艺术和思想的集成；以嵩山古建筑群和众多建筑文物古迹为代表，凝聚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艺术结晶，构成了供世人仰止的世界文化遗产；以郑州大都市区为空间载体，将通过广大城市建筑工作者的智慧和劳动，全面释放出华夏文明创新发展区崛起的建筑力量。

关键词：建筑文化  郑州古都群  营造法式  嵩山古建筑群  郑州都市区建筑

序论：建筑文化在城市文明和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

关于“文化”的概念是十分复杂多样的，不同的专业学科站在不同的视角对文化进行着各自的解读，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在我们的地球上，自从有了人就有了文化，哪里有了人哪里就有了文化，不同的人群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可以说，文化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表现出来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文明成果的总称。但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方式、功能和影响力是有差别的，需要对具体的文化存在方式加以甄别，看清各种文化形态的内在联系。

显然，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创造的文化在地域上、类型上是发育不均的，当人类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制度、发达的生产方式、集聚的人口再生产阶段，也就是进入一定的都市化阶段，人类文明才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因此，历史界、考古界、文化界往往把“古城（聚落遗址）、文字（信息符合）、青铜器（金属器物）”作为人类进入较高文明阶段的标志。而古城、文字、青铜器在古代文明中往往是三位一体的，都附着在“城市”这样一个聚落文化载体中，而“城市”最终又是以“建筑物”的形式而存在的。所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很集中地表现为一部建筑体系的建构史，人类文明的标准也可以建筑文化为标志和尺度。

人类生产、生活、交往所需的衣、食、住、行、用五种基本物质需求，都是以“住”（建筑物）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自有人类以来都处在周而复始、永无休止的“建筑”中，“建筑”成了人们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建筑”成为人们休戚与共的命运纽带，“建筑”成为社会财富和阶级地位的象征。人类文明的大多数事件和秘密都蕴藏在建筑之中，建筑的水平、方式和能力成为文化分异的基本因素。于是就有了东方建筑、西方建筑，古代建筑、现代建筑，宫廷建筑、民居建筑，于是就有了建筑科学、建筑技术、建筑艺术、建筑产业，有了建筑理念、建筑时尚、建筑运动、建筑流派，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人类的文明步伐不断向前推进。而这一切都首先发生在建筑文化的氛围中，没有建筑文化，人类文明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托。

对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城市而言，谁的建筑历史最悠久，建筑成果最丰厚，建筑贡献最突出，谁就在人类的建筑史上、人类的文明史上占据着更加突出的地位。这里所指的“建筑物”或“建筑文化”包括已经毁灭的建筑，仍在世间发挥作用的建筑，或者已经作为文物、作为科技文明成果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的建筑文化遗产被赋予崇高的历史地位、文化功能，是城市文明的基础，是城市最大的软实力，更应当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资源基础，沿着“建筑文明”这条脉络发扬光大下去，才无愧于古人，无愧于城市赋予的历史使命。

城市文化是一种综合文化，一种系统性、创造性很强的文化，但只有建筑文化才可以称得上城市最完整、最根本、最主流的文化，城市的其他文化都要附着和依赖建筑文化而存在，并在一定意义上受建筑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所有的城市文明活动都要依赖“建筑物”的呵护才能得以展开和运作，城市建筑的完备程度、发达程度决定和影响着城市的其他文明活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是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和引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保障城市的基本功能。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城市和区域最直接的感官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城市建筑上，那些标志性建筑、历史性建筑已成为人们对城市整体印象（或城市品牌）的直接元素和标准。这样的见解和标准对于乡村文化素质的评价，也同样适用——那些散布在山村乡野的“大家宅院”，正是乡村文化类型和特质的集中体现。

其次，城市建筑群的结构、体量和运行效率，是城市经济运行规律的集中体现。比如城市建筑的密度、高度显示出城市土地的创造力、生产力水平；城市建筑物的类型和地域分布，反映城市产业集群、文化集群、传统社区在地域上的分工和产业关联程度；城市物流设施的构成反映城市物资和人口的流通结构等等。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表明虽然所有的城市都有密集的建筑、流动的物资和人口，但每一片建筑群所发挥的功能都是具体的，而且具有显著的差别，都与每一座城市具体的城市化方式联系在一起，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只有建筑文化是所有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朝夕相处、须臾不可分离的文化形态，只有建筑文化是覆盖整个城市，且文明成果总体上在不断积累的文化形态，只有建筑文化是其他文化共同依赖、相伴而生的文化，也只有建筑文化是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形态。城市的兴衰与建筑物的进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建筑文化能量的积累使城市具备了各自的文脉和年轮，建筑物成为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符号”， 每一栋建筑物就像会说话的使者传递城市文明的信息，吸引八方来客来此经商创业、观光旅游，创造出各样的文化成果，使建筑价值成为城市生产力、竞争力的最大资本。而衰退的城市也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城市形态变化。这在中外城市发展史上都有许多典型案例，比如中国古今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就随着丝路的盛衰而起伏，朝代的更迭也引起都城的兴废，大量的古城遗址就是很好的见证；科技革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引起城市化的进退涨落，欧美传统矿业城市、重工业城市普遍衰退，让位于新兴的电子信息产业城市，就是城市文化变迁的生动写照，相应的不动产建筑物的兴废命运则是最好的见证。于是，就有了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之别，建筑物总是以“最初的发展成果”和“最后的文化遗产”的面目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第四，城市的文化体系既有共性的一面，又有个性的一面。从社区学、聚落学的角度看，城市是由一个个规模、结构不等的各类社区构成的社区系统。大社区应具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在城市可谓应有尽有。从区域综合体的角度看，城市要有管理机构、政治机构，建立完整的制度文化规范；城市要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创造出独特的经济价值、文化产品，建立起城市的物质文化模式；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要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和信息传递，形成独特的精神理念，建立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层面。城市越大，城市文化类型就越是齐全，城市文化体系就越是复杂，但不论城市大小，历史长短，都将显示出自身的个性，只是这“个性”需要人们能动地去塑造、建设和发掘。

建筑文化的这些特征和功能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文化和人类文明是以建筑文化为核心和框架的文化体系。可见，研究城市的历史，确立城市的历史地位，要从城市建筑着手，抓住“城市建筑”这个文化主导因素，就能够看清这座城市在国家或地区范畴的战略地位和文化影响力。我们根据建筑文化在人类文明和城市文化中的重要意义，来审视郑州这座城市的建筑历史文脉以及在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发现郑州城市曾经和正在不断铸就了中国建筑历史的“四大辉煌篇章”，也是它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大古都地位的基本内涵和应有之物。

一、郑州地区密集的古都群、遗址群，开启了中国建筑文化之门

在城市建筑文明史上，人们无法绕过城市和聚落的起源问题，集中地体现在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和早期的城市起源和影响。而在中国，一旦谈起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就要无可争议地与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河南联系在一起，更要与郑州地区大量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古都群联系在一起。而正是人们对于城市文明起源问题、新石器文化集中连片连续发生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奠定了郑州作为“中国城市和聚落文明起源”的重要地位。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又一划时代的宏伟工程。“文明探源”要从“城市文明”、“大聚落遗址”这个最大最综合的载体着手进行。国家确定的文明探源基地主要分布在郑州及其周边地区。

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新石器早期的聚落遗址，即裴李岗聚落遗址，主要集中在以嵩山为中心的豫中地区，即新郑、新密、登封及其周边地区，既集中连片，又首尾相接。中国最早期的古城要数郑州北郊的“西山古城”和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大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相当于黄帝及其之前的阶段，也就是大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之前、仰韶文化中晚期。它们都经历了数百年的使用历史，但江南地区的这座古城及其周边地区基本上失去后续文明，带有一定“孤城”性质。唯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洛地区），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连续的城市文明序列。国家“十二五”大遗址保护项目共约150项，其中河南拥有16项，位居全国各省市之首，主要集中在河洛地区。其中位于嵩山周边地区的基座古城，在文明探源中起到标志性的源头作用，其密集性、序列性在全国上古文化中发掘中是绝无仅有的，昭示着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主要发祥地的地位。

郑州商代早期以前的古都群已发现的有：郑州市区和郊县区的“西山古城”（郑州北郊）、“古城寨遗址”（新密）、“新寨遗址”（新密）、“王城岗遗址”（登封）、“大师姑遗址”（荥阳）、“二里头遗址”（偃师与巩义交界）、“郑州商城”（郑州市区）、“小双桥遗址”（郑州西北郊区）等，它们分别与黄帝、祝融、夏禹、少康、夏桀、商汤、仲丁等上古时期的王都有关，古城遗址的主人虽然还未能完全得到公认，但古都群的各个古城遗址和宫殿基址却历历在目，为其他任何地区所不可比拟。郑州地区的古城文化是连续的、密集的，加上偃师商城、西周早期由周公营造的洛邑“成周”城，以及管城、祭城、东周王城、郑韩故城，以及大量方国、诸侯等，构成一部完整的先秦中国城市起源历史，建都历史积年达千年以上。此外，这里还密集着数百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新石器聚落遗址，构成了一部比较完整的城市演化史。这在全国城市发育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城市建筑的源头和过程，也展示了华夏文明的源头和流变。这其中规模体量最大、出土文物最多、最为典型和完整的古城要数“郑州商城”，它不仅奠定了郑州作为“八大古都”的地位，而且成为正真意义上的中国城市文明的源头和“实物标本”。

距今3600多年的郑州商城周长近7公里，墙体宽约20米，现存地面以上最高达7米多，城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全部为夯土筑成，工程量浩大，外城规模更为庞大，应是同时期及其以前规模最大的人工建筑，并且历史上一直在发挥作用，但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们才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中国早期城市的布局结构得以呈现，如宫殿区、平民区、作坊区（制陶、制骨、冶铜等）、墓葬区等清晰可辨，构成中国城市的雏形。该城被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为商汤“亳都”，成为夏商的分界之都。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称“郑州商城”为“中国古代第一王都”、“中华文明彪炳万代的巨烛光芒”。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郑州城市文明起源标志着东方文明的城市起源，也是世界城市文明的起源，在世界文明古国的城市文明中占有突出地位。郑州被吸收为“世界历史城市联盟”成员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结果，没有中国城市参与的“世界历史城市联盟”是一个不完整的城市联盟。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州城市建筑文明带有典型的世界意义，在世界城市文明史上应占有辉煌的一页。

二、郑州孕育出中国古代建筑科技和建筑文化的定鼎之作

在距今千年的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高峰时代。近代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严复曾指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西方汉学家费正清、李约瑟、谢和耐等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更高。同中国科技文化的许多领域一样，在建筑科技领域同样达到中国古代建筑科技的高峰。其重要标志不仅有宋代时期的都城、宫殿、园林、民居、桥梁、古塔等建筑成就，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以李诫奉敕经十余年潜心编撰的中国首部建筑科技文化集大成之作《营造法式》的问世，它融汇了中国传统建筑技术和建筑文化的最高成果。在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之前，官方颁布的建筑类著作内容主要是建筑制度做法、工料定额一类的建筑法规，中国尚未出现一部得到朝廷钦定的系统建筑经典，宋代以后的元明清建筑也多是因循《营造法式》的技术、制度和标准。《营造法式》对中国古代建筑工程产生了全面而又深远的影响，如宋代以来的殿堂建筑多为柱梁式结构，就是依据《营造法式》的结果。

李诫（约1060-1110），字明仲，北宋郑州管城（今郑州市）人，历任郊社斋郎、虢州知州、将作主薄、将作监少监、将作监等职。北宋建筑学家、书画家。宋哲宗后期（公元1097-1100年）著成《营造法式》，后被宋徽宗钦定为官方文献。全书共三十六卷3555条，分名例、制度、图样、功限、料例五部分及大量图样，总结并修订了前人的许多建筑著作，如《考工记》、《唐会典》、《木经》等，其著作90%以上为原创，记录了建筑法规条例、会计信息、建材、手工艺品等范畴，系统总结了建筑师和工匠的建筑技术传统，勾画出了测量工具、石雕、大木作、小木作，包括了斗拱、梁柱结合点、雕作制度、旋作制度、锯作制度、竹作制度、窑作、砖作、建材裁剪及装饰、彩绘、砂浆比例等方面的制作图解与施工规格。为朝廷工部订立了建筑度量衡标准规则，一切构件均以“材”、“契”、“分”来确定。列举和解释了各种技术名词，让全国的工作坊和巧匠在建筑工程中有所依据。堪称古代建筑营造技术的百科全书，具有极高的科技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对中国建筑科学和建筑实践发挥着关键性、基础性作用，已造福中国建筑近千年，为后世人们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建筑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在建筑科学和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指出，《营造法式》是我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著，是研究我国建筑学发展最详尽、最全面、最系统的科学宝库。

李诫在建筑实践上他曾监督建造了五王邸、辟雍、尚书省、太庙、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开封府廨、等宫殿、府邸、寺庙、城门建筑的兴建。在书画、诗词等文学艺术方面，李诫同样具有很高的造诣，篆、籀、隶、草，无所不能，尤精画马，他还创作了大量其他方面的著作，可惜多数失传，而《营造法式》则将流传千古，泽及后世。李诫墓位于郑州市区西南郊南四环外、新郑市北部梅山南麓，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后人凭吊、纪念这位宋代建筑大师、中国古代建筑技术集大成著者的去处。

三、以嵩山历史建筑群为代表的古代建筑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建筑实物遗产

郑州市域范围内在不同的朝代曾经留下大量建筑遗存，有的已尘封于地下，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屡毁屡建，几经沉浮，现保存于嵩山地区的古建筑群，是我国保存古建筑最为密集、价值含量最高的古建筑群之一。郑州地区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家，多数是以古建筑、古遗址的形式存在的，其中嵩山地区就占了半数，嵩山地区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占“五岳”的半数以上。嵩山地区古建筑密集的原因与它所处的“天地之中”、“王畿之地”的地理区位密切相关。由于“天地之中”的区位，诸多王朝在此附近建都，各类宗教、祭祀活动在此留下大量文化遗存，也成为逐鹿中原的战略重点。据史料记载，自黄帝、尧、舜、禹以来至清末，先后有72位帝王百余次亲赴、遣使或封禅嵩山，如明代自太祖朱元璋曾6次遣使祭祀算起，到明末共有14位帝王分47次遣使祭祀，清代自入关以来所有帝王均曾遣使或亲临祭祀嵩山，共52次，其中清康熙、乾隆均先后12次遣使或亲临祭祀。

郑州地区上古早期的建筑遗址多数埋藏于地下，即古遗址、古聚落，地上古建筑主要包括宗教建筑（古寺庙、古塔、古石窟、古祭祀宫阙等）、科技建筑（古观星台、测影台等）、文教建筑（城隍庙、文庙、书院等）、军事建筑（古长城、古关隘、古城堡、古山寨、古炮台、演武堂等）、生产设施（古鸿沟、古渡口、古桥梁、古窑址、古粮仓、冶炼铸造遗址、器物作坊等）、民俗建筑（古县衙、古民居、古墓葬、钟鼓楼等）及纪念性建筑（黄帝宫、纪念塔、炎黄巨塑、名人故里、古碑刻、祠堂、牌坊）等，这些古代建筑在郑州地域上多有发育，类型齐全，地位突出，在文化上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礼制规范、风水环境观念。

郑州市富集了许多在全国叫得响的具有唯一性、品牌性、标志性的古代建筑，如大河村遗址的房屋基址为仰韶文化遗址中保存较好、为数不多的“木骨整塑”套房基址，为中国上古房屋建筑的看得见的“活标本”（见附图）；汉三阙（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是中国现存仅有的三座庙阙（注：汉阙多为墓阙），也是现存最早的地上礼制建筑实物。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年间（520-525），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平面呈十二边形，高15层，为密檐式塔的杰出代表；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为中国最早的禅宗寺院，少林武术的发祥地，塔林有228座古塔（含周边计241座古塔），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塔林（注：现存塔林多分布在河南、山东、山西、北京等省市，而以嵩山少林寺塔林为最）；太室阙和中岳庙为一整体建筑系统，古史《竹书纪年》曾记载舜帝命夏后（夏禹）在此祭祀嵩山，汉武帝也曾亲临太室阙祭祀，经历代建筑、修葺，而成为中国最大的道场建筑群；观星台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台，西周初年，周公曾在此测景，留有“周公测景台”、周公庙、帝尧祠纪念祭祀遗迹，“天地之中”概念由此确立，延续数千年；四大书院之首的嵩阳书院，为儒家教育讲学的教育场所，名儒学子林立，这里有树龄4500年以上中国最古老的古柏，被汉武帝封为“将军柏”；宋陵墓葬建筑群，葬有北宋七帝八陵和众多王公大臣陪葬墓；军事据点有鸿沟、汉霸二王城、虎牢关、汜水关、轩辕关，等等。其中以嵩山地区的历史建筑群最为密集，价值最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主要有8处11项，中岳庙、太室阙、启母阙、少室阙、会善寺、嵩阳书院、嵩岳寺塔、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初祖庵等，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构成了一部中国中原地区上下2000年形象直观的建筑史，是中国时代跨度最长、建筑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建筑群，是中国先民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真实体现。

据《郑州文物志》（1999年版），郑州地区曾重点进行发掘的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典型聚落遗址就有16处，仰韶时期的聚落文化典型遗址有46处，夏商时期的典型遗址17处，而古陶瓷、金属作坊建筑遗址就达27处之多；先秦时期的古城遗址20处，秦汉古城11处；帝王、王侯墓葬11处，历史名人墓葬30处，宫观寺庙、书院祠堂、故里庄园等宗教、礼制建筑百余处，石窟、石刻造像、碑刻墓志180多处，古桥梁、石牌坊、石渠16处。总体上看郑州地区古代建筑类型完整，规格较高，承担起本土和广大区域的建筑文化功能，而具有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

四、现当代建筑的崛起彰显郑州城市建筑文化的恢弘气势

郑州不仅书写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的辉煌篇章，而且将要再造中国中部崛起的多功能、高素质建筑群高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城市日新月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不仅凝聚了建筑界的辛勤汗水，而且要归功于社会各界对城市发展建设的杰出贡献。在国家新型城镇化、“三化”协调发展精神的指引下，郑州市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不断超越，从城市战略、城市性质职能定位、城市精神的确立，到生态城市、森林城市、绿色城市、信息城市、智慧城市、美丽城市、幸福城市、运营城市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思维浮出水面，城市建设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善，建筑体制机制更加灵活多样，建筑科技不断创新推广，建筑产业超前发展，地位更加突出，产值和利税位居各行业之首。

标志性建筑是城市建设的风景和信仰。郑州市区范围内的标志性建筑也不断地跃出地平线，计划经济的大建设时期，郑州人曾经以“一字排开”、连绵不断的“国棉”工厂而自豪，曾经以“二七纪念塔”为标志，有“不登二七塔等于没到郑州”的民谚，就连中原大夏、黄和平大夏也曾领先一时，在那个时代堪称前位，在中老年人们的心目中留有一丝淡淡的余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郑州城市建设的标准性工程不断翻新、改写、增多，如“四桥一路”、博物院、裕达国贸、未来大厦（郑交所）、三环快速通道、会展中心、艺术中心、体育中心、千禧广场、郑州东站、航空港、快速公交（BRT）、中原福塔、井字加环形快速通道、环形加三十一放射生态廊道···一座座特色鲜明的恢弘建筑，应接不暇，成为中原崛起的最好见证和不竭动力。

大交通枢纽是郑州建设的最大亮点。郑州大枢纽规划布局建设分为市域、国内、国际几个层面，国际和全国性的交通枢纽依托郑州东站、新郑国际机场、郑州火车站三大客运综合枢纽建设改造，构筑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重点开发地带，辐射全国“3小时经济圈”。省域范围内，在高速公路网基础上，进一步以“城际铁路专线”为骨干，以郑州为中心，链接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漯河、平顶山、周口等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构筑“1小时经济圈”。市域范围内，搭建地上、地下轨道交通网络，以市域快线为骨架，以地铁普线为补充，以电车为市内主要出行方式的轨道交通网络，未来还将开建6条地铁轨道线路，覆盖郑州周边县区，建成发达的物流网络、信息网络、旅游线路网络。

城市战略是城市建设的目标和导向。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先后提出郑汴一体化、中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国际航空港枢纽等战略构想，把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上升到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强力构造大郑州都市区，这不仅将要为郑州建筑带来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动力，而且要依托高规格、高水平的现代化建筑体系来实现，必将开启郑州新一轮城市建筑的新高潮、新篇章。郑州市未来的城市建筑将呈现出建筑功能区域化（如CBD、副CBD、大学城、商圈、物流园区等功能性建筑群）、建筑技术高科技化、建筑功能智能化美学化、城市管理信息化、市民生活休闲化等诸多特点，城市格局也将挑出城区概念，走向城乡一体化、城际一体化的“大郑州都市区”的全新格局迈进，争创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枢纽城市，而城市发展的总体成果也将最终凝结在千变万化又各具特色的建筑景观之上，形成独具郑州特色的现代建筑文化，无愧于时代赋予郑州城市建设的历史使命。

结语：建筑文化是一部从形式到内容永不止境的大篇章，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嬗变、跃升，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关联全局的宏大事业。郑州建筑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突出地位和影响，是由郑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决定的。郑州所在地为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天地之中，八方辐辏，十方通衢，土地从起伏到平旷连续对接，处于黄土丘陵向平原过渡地带，攻守兼备，可得平原作物之利，又可避免大洪水之害，土壤肥沃深厚，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多样，是人类文明滋生的良好地带，孕育出密集、连续的历史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而郑州城市地处古都群的核心地位，得到了早期的集中开发，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形成了完整连续的上古建筑文明序列，这是其他许多地区所不具备的。正如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的诞生在地域文化上形如莲花，分为若干个片区，其他早期的文明多数衰落或中断了，只有中原文明处在莲花中心的“花蕊”地段，连续不断地成长起来，取得重大突破，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郑州周边地区的遗址群、古都群就是最好的见证。中古时期郑州附近地区虽较少建都，但扼据东都洛阳、东京汴梁之间，长期为二都城的京畿之地、拱卫之城、战略要地，加之长期的文化积淀，培育出向李诫父子这样的建筑大师，杜甫、白居易这样的文化名人，成为国人之骄傲。天地之中的区位，在中国历史上自羲和部族制定历法、周公侧景（同“影”）、一行和尚测量子午线长度、郭守敬建筑观星台、近代建成首个铁路交通枢纽等始终没有动摇改变，这些综合因素成就了郑州作为中原地区文明的中心地位、建筑文化的突出地位。随着中原经济区、国际航空港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郑州在中原地区、乃至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将更加巩固和突出，城市规模将达到千万人口以上，进入世界大都市之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可见，中国历史文明以中原文明为基础，中原文明又以郑州、嵩岳为中心，这种局面还将伴随华夏文明的复兴继续下去，续写郑州建筑文化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单位：1.郑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 2.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旅游管理系、市城科会理事